2016年，中国工业呈现出“缓中趋稳、有限复苏”的总体特征。工业行业结构继续呈现高端迈进态势，中部地区工业继续领跑，东北地区工业增长乏力，京津冀地区工业增速走势分化，工业投资增速回落，但投资结构优化，工业出口和PPI增速实现正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延续了增长态势。
但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失衡，此外回款难问题凸显。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的概率很大。
当前形势下，要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工业生产要素质量和创新工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了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遏制“脱实向虚”趋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
看点1：充分认识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重要性
质量，是一个日常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的量度。在社会经济中更广泛地被认为是事物、工作、产品的满足需要的优劣程度。供给质量改善表现为整个供给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依靠供给要素数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现在更多地需要通过创新改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质量本身就意味着一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质就意味着满足需求的程度的提高。
供给体系可以由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各种形式)、员工、企业和产业四个方面组成，那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就是提高产品(包括服务、工程质量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特性、提高员工适应环境变化的素质、提高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适应消费升级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四个方面的内涵。这意味着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任务不仅包括微观质量管理所要求的提高产品质量，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学关注的员工素质和能力提升，以及企业管理学要关注的整个企业竞争力提高，甚至包括产业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自身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在经过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呈现出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在这个阶段后发国家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由城市化带来的消费升级明显，需要通过创新实现供给质量提升，但创新往往十分困难，最终导致供给结构无法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出现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失衡，供求不能够实现新的动态均衡，从而决定了经济不能够持续性增长。
在当前，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实体经济供求失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宽口径计算，中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从2011年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产生的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经济产生的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参见《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年度报告(2016-2017)》p57～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
看点2：从企业层面完善供给体系质量，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
“僵尸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切忌采取“一刀切”的处置办法，而应全面分析企业经营困难程度、成因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此为基础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
一是全面评估。对具有资产负债率高企、无法准时偿还银行到期利息、纳税额明显减少、用电量明显降低、拖欠职工工资等特征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估。
二是要精准处置。根据“僵尸企业”情况的差异，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对落后、绝对产能过剩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长期亏损和停产的企业要加快清理退出，对主要由于管理水平落后、暂时性的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前景长期看好的企业重在兼并重组或者改造提升。
三是要协调配套推进。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手段和工具，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处置“僵尸企业”相结合，通过市场化的多种融资手段支持“僵尸企业”在市场出清;完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与“僵尸企业”破产政策相协调;健全法律制度，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推进“僵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相协调;转变产业政策，纠正不恰当的财政补贴等市场扭曲行为，实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对“僵尸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进行兼并重组。(参见《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年度报告(2016-2017)》p63～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
看点3：处理好降低成本与提升质量、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四个方面的关系
虽然中国制造业体系十分完整，能生产联合国工业门类中的所有产品，但在低成本工业化战略驱动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2016年世界500强制造业品牌数量仅占2%，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终端体现是产品质量和企业品牌的提升，制造强国首先一定是质量强国。中国制造业一定要走出为了降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误区。
正确处理服务业和制造业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有利于提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近几年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十分明显，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但由于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以及服务业自身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的效率远低于制造业，中国存在经济结构升级、效率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风险。“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效率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互相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生产性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但一定要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效率为目的，资本市场建设要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制造业这个中心，坚决避免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制造业而形成泡沫经济。
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重视发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虽然中国进入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等政策并不矛盾，何况消化引进再创新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当前中国需要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外资在高端、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促进中国制造业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产业政策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励创新、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还有重要作用，但我国长期以来习惯采用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而以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为基本导向的竞争政策的意义则更为显著。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
因此，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促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优化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发挥中小微企业在颠覆式创新中的作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参见《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年度报告(2016-2017)》p72～7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
看点4：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失衡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但是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失衡问题。
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失衡。2016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3854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3%，增速较2016年上半年减少0.7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减少1.7个百分点。自200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而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首次跌破10%(见图15)。2016年1—11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11月单月同比增长76.5%;吸引外资仅增长3.9%，逆差超479亿美元。而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增长。
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失衡。2016年1—11月，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2%，增速比2015年全年增加9.3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同比仅增长3.1%，增速比2015年全年减少7.0个百分点。2016年，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跳跃式增长，由2015年10%左右的增速一跃至20%以上的高位，而民间投资呈现走低的态势。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宽口径计算，中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产生的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经济产生的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2016年1—11月，工业投资206361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制造业投资170152亿元，增长3.6%。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