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入2017年以后，工具企业的销售出现五年来首次大幅度增长
图1 2011年一季至2017年一季工具企业逐季销售同比变化
如图1所示，工具分会会员企业一季度统计显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4.9%，如此大幅度反弹，为五年来所仅有。进入二季度后，行业月度统计快报显示，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四月份同比增长26.1%，五月份同比增长24.3%。这次销售反弹，不仅幅度大，而且涉及面广：绝大多数企业(不论结构调整进展如何)、绝大多数产品(不论是传统的标准刀具还是现代高效刀具)普遍出现销售增长。据此，我们初步判断，这次反弹，主要动力是政策性(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周期性(产能周期和库存周期)影响因素为主导，当然也不排除广大企业近年在经营管理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进展的影响，毕竟经过五年寒冬仍然存活的企业，已经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但必须清醒的看到，当前经济呈现复苏势头的背景下，国内工具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急需的现代高效刀具，供应服务能力仍然严重不足，低端标准刀具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没有完全扭转。这几年虽然在结构调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进口刀具在制造业高端需求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撼动。所以，这次经济复苏中的销售反弹，尽管幅度较大，在性质上仍属于周期性因素，而不是由于企业结构调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导致潜在增长率变化，而形成的趋势性、可持续增长。所以，广大企业对于这次经济复苏的性质，是周期性而非趋势性的，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结构调整仍然任重道远，这方面的决心和行动，丝毫不能由于经济形势好转而出现动摇和懈怠。相反地，要主动用好经济复苏营造的良好环境来加速推进企业的结构改革，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保证在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2)2016年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回顾
2016年工具行业的销售形势，可以用前抑后扬四个字来形容。从图1可以看到，2016年工具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同比降幅，逐季收窄，到四季度由负转正，实现了久违的正增长。从全年看，市场形势止跌回稳、走向复苏的趋势十分明显。说明这几年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的货币宽松和需求端扩张的政策，取得了成效。
欧、美、日等跨国工具企业对2016年中国市场的感受，大体和国内工具企业相同。即：一、二季度销售形势仍然严峻，三季度开始好转，四季度出现明显增长。特别是在经过较长的低迷期以后，四季度的增长非常鼓舞人心，有的外企在四季报表中，显示了高达10%的增长幅度。但在稍后发表的去年年度报告中，考虑了汇率和上半年负增长的影响，普遍较大幅度地下调了全年增长数字。
在2016年止跌回稳的基础上，进入2017年以后，工具市场的面貌焕然一新，外企和国内企业一样，销售收入普遍实现了高达20%以上的快速增长。
纵观我国的工具市场，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迄今为止，从连续三个季度的发展趋势看，比2014年那次局部反弹，显示了较大的稳定性。但从我国宏观经济大格局来看，不排除下半年出现一定波动的可能性。
总起来说，2016年我国工具市场开始走上止跌回稳之路，前景可期。切削刀具市场的主要数据如下：
国内刀具市场规模温和增长3%，达到321.5亿元，国内外工具企业的平均销售增幅大体相同。其中外企销售119.5亿元，国内企业销售202亿元。刀具出口明显回升，增长5%，达到80亿元。见图2、图3和图4。
图2 2016年我国切削刀具市场规模和逐年变化图
图3 2016年我国切削刀具进口规模和逐年变化图
图4 2016年我国切削刀具出口规模和逐年变化图
2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复苏形势的分析
前述工具行业的发展形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态势，自2016年三季止跌回稳以来，进入2017年继续向好，不少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处于过去五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争论也变得激烈起来。乐观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复苏，即所谓“新周期”，从此将摆脱衰退，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而稳健派则认为，近期发布的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同时需要看到，当前经济的企稳，很大程度仍旧依靠投资拉动，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持这种稳健观点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显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潜力能否转化为动力，依赖于诸如资本和土地错配这样的结构性问题能否得到逐步改善，等等。总之，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复苏的前景，持慎重观察的态度。最后，还有悲观派则认为，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不存在新的增长动力，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顶，下半年经济将重返下行走势。
在这里，我们向广大工具企业介绍经济界对当前宏观经济复苏形势和发展前景的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观点分歧很大，秘书处无意对各种观点作出判断评价。因为预测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定正确。也许各有正确的一面。最后的定论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里，仅作为一种背景材料，供企业在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时的参考。
为此目的，以下我们介绍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复苏形势的具体分析，讨论范围缩小到制造业，以便于对现状和数据作较为深入的研究。
制造业是工具行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约为1/3，其走向对于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具有重要意义。
2016下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出现了近3年来的首次回升，令市场增加了对2017制造业回暖的预期。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制造业经过三年多的去产能，或已接近产能出清，从而投资可能触底反弹;二是，制造业的补库存周期或将推动投资显著回升。以下，就对上述制造业回暖的乐观预期，进行具体分析。
(1)制造业新的投资周期到来了吗?
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2017年可能进入“朱格拉周期”的上行初段。朱格拉周期是由机器设备更迭所驱动的经济周期，其时长在8-10年。近30年美国和日本的国内投资走势都存在明显的朱格拉周期。中国自1982年起也经历了三轮完整的朱格拉周期。今年，我们正处于2010年开始的第四轮周期的第7年。从美国、日本和中国过去的经验时长来判断(8-11年)，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上行至少要到2018年才会出现。而且，结合中国第三轮投资周期的高点明显下移，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需求未大幅度抬升的长周期背景来看，即便在即将来临的新一轮朱格拉周期中，投资上行的动能可能不会很强。因此，2017年中国可能仍处于朱格拉周期的筑底阶段，即便新一轮周期开启，投资上行的动能也是偏弱的。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去年出现的“投资冷、生产稳”的格局或许仍将延续。去年以来，上游工业品价格急速上涨，但这种上涨主要由偏行政化的去产能带来，而没有太扎实和可持续的终端需求支撑。在此背景下，企业更可能在现有产能下提高设备利用率，而不是大规模地扩张产能。这是去年制造业投资与生产两项指标出现明显分化的重要原因，见图5。2017年初以来，即便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相对平稳、基建投资热度高涨、出口需求明显改善，似乎足以支撑经济的总需求继续向好，但在去产能仍将继续推进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只会看到制造业企业继续“以销定产”地提高产能利用率。制造业投资的真正回暖，既需要去产能继续取得决定性进展，也需要经济新增长点的浮现。因此，制造业企业投资扩产的信心得到有效恢复，尚需一个过程。
图5 2016年以来制造业呈现出“投资冷、生产稳”的特征
(2)补库存还能持续多久?
库存周期平均长度为40个月，属于短周期。按照每一轮库存周期的波峰划分，我国自1996年以来经历了五轮库存周期，目前正处于自2014年8月开始的库存周期。结合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和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累计同比增速判断，本轮周期从2016年6月开始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本轮库存周期与去产能相叠加，大概率为弱周期。在前述五轮库存周期中，有三轮周期偏强，分别是2001-2004年、2004-2008年、2008-2011年。有两轮周期偏弱，分别为1998-2001年、2011-2014年。周期的强弱和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在强周期中，2001-2004年是由贸易全球化因素驱动，2004-2008年中国经济整体向好，2008-2011年国家推行4万亿强刺激，这些背景均难再现。而在弱周期中，1998-2001年和2011-2014年的库存周期都叠加了去产能进程，这两轮库存周期的上升期分别只占整个周期长度的32%和35%。以周期长度和阶段判断来看，本轮制造业补库存的周期已经走到了中后段，预计补库存过程到今年下半年就会结束(见图6)。
图6 本轮库存周期或已处于中后段
(3)经济持续复苏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
分析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清楚地感到，我国经济界对这次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仍有较大的保留。下面就是他们给出的理由。
经济界的研究发现，目前阶段的宏观经济特征与2000年前后呈现出较强相似性。1998-2002年，受国内外不利形势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内、外需疲弱，产能过剩及产品积压问题严重，这与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较为相似。现在来回顾分析当年发生的情况，对于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年在去库存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经历了终端需求不同的两个阶段。在2000年3季度-2001年底，终端需求不足，经济不断震荡徘徊。而在2001年底-2002年3季度，终端需求改善，经济迈向持续复苏(见图7)。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同等去库存的情境下，终端需求的不同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我国于2001年11月加入WTO，开始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房改”后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改善以及加入WTO后的外需扩张，导致了终端需求的趋势性变化，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新的强劲动力。
图7 历史经验表明，有强劲的需求拉动经济才能真正持续复苏
简单的结论:对比当年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面临的形势是：去产能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但终端需求回升动力仍不足。远没有像2002年那样，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新的强劲发展动力，使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期。所以，对当前经济的复苏回暖，要正确评估，客观对待。不能认为稳增长已经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更要积极进取，抓住经济回暖的良好契机，加速结构调整的步伐，巩固和发展经济复苏的良好形势，使我国经济最终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3 我国经济如何重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破题之策发表的观点
经济界人士认为，上述分析和论证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复苏回暖的局面，尽管十分鼓舞人心，但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所以，现在还不能说我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也许只能用“乍暖还寒”来形容。为此，全国上下必须继续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复苏回暖的良好局面，争取早日走上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还应指出，在谈到经济发展可持续性问题时，实际上是要区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广大企业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首先要从微观的，即企业层面来考虑问题。不能把宏观和微观混为一谈。例如，就工具行业来讲，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认识，应该说广大工具企业对于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都已经十分明确。所以，只要坚持“转型升级”的既定战略方针不动摇，一定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因此，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的努力方向十分明确，并不如宏观层面那样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对此，本文的一、四部分均有说明，不再赘述。
当然，宏观经济层面的形势，作为重要的外部发展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活力和潜力的发挥，也需要及时关注掌握。但实事求是的讲，作为一个基层的小行业，是没有能力对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掌握的。所以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并为我所用，必须通过对政府的大政方针和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主动地进行了解和学习，以便使企业的发展战略更好的和当前的宏观环境相契合。
下面就介绍一些我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对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破题之策发表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各方的意见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除了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前提以外，具体的破题之策，还是各唱各的调。例如：前中金公司总裁朱云来认为，中国经济本质问题是不断扩大货币供应引起的。他指出，当前货币存量160万亿，还在不断上升。债务总额基本上是M2的两倍以上，所以现在至少是300多万亿。这么多的钱需要寻找投资渠道，实体经济回报如果是2%、5%，金融回报15%、20%，资本为了追逐更高回报，必然投向金融，这种现象被批评为“脱实向虚”。其实资本趋利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无可非议。真正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同时造成投资过大，经济虚胖，回报的能力就更低，这是核心问题。
另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资源错配。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达沃斯“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金刻羽认为，资源错配才是中国最大的麻烦事。她并不觉得中国最近的增长放慢是因为转型的问题，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源的错配，尤其是资本的错配，这个会使整体宏观经济的效益下降。她认为从90年代到2008年前，我国资源错配问题解决的很多， 2008年以后就退步了，主要的原因是4万亿刺激政策，地方上突然有了很大的资金，使得资源的浪费错配非常严重。国家发改委的徐策和该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元进行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甚至提到某些年份，投资错配导致的“无效投资”占到中国经济总投资的近一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土地财政”和由此带来的房地产泡沫，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举出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日本八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失去的二十年”，都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惹的祸，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等等。
针对上述对宏观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各种分歧和争议，经济学界很多人士认为，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当下世界上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照抄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从全球的视角看，中国经济既有和各国相同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性。怎样认识它的客观规律，需要有一个过程，并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目前争论中的每一派，可能都只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不断交锋砥砺，才能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从而无论在政策制定还是金融投资上，都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经济界人士指出，鉴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应该把研究的视角更放开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方向或现成套路上，如货币超发、投资错配、债务高企、金融风险等等。应该从更全面的、历史的视角，来看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真正原因在那里，经验教训是什么。结合当前面临的困难，找出关键所在，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院长、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被外媒称之为“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在那里?一句话，就是“减少制度成本”。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附带说明，中国的体制改革实践，正好和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的“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理论不谋而合，此处不再赘述。)
那么，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为什么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大家首先想到的原因是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如：国际上，外需萎缩，反全球化思潮泛滥;国内工资在涨，各项要素成本提高等等。但是周其仁教授着重指出，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我们的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重新悄悄的举头向上，才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请看以下这组数字：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国名义GDP的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了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涨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大量的国民收入，又重新回到了政府的口袋里。体制成本重新高企，这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体制性成本回潮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我国改革尚处在进行时，很多硬骨头还没有啃下来。我们看到:虽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前期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用经济学家科斯简洁的概念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地厘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现在问题找出来了，怎么把高企的体制成本重新降下来?回顾在当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就是我们坚持的渐进式改革方针。
周其仁强调：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这就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重新遇到的严峻挑战。
周其仁指出，降低体制成本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深化改革作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的主旨演讲，重申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并特别提到了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他说：“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更大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特别是要着力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负担。”据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果充满期待!
周其仁强烈呼吁：2017年，要继续推进改革突围。他指出，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不能中途停顿下来。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分会秘书处希望：通过上面的介绍，能够有助于广大工具企业，对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破题之策，发表的种种观点和研究成果，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作为企业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时的参考。
4 对国内工具企业发展的建议
(1)坚定不移地实施“调结构，促转型”的发展战略
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过去高速发展时期掩盖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国内市场上，国产工具“高端失守，低端混战”的矛盾突显。所以这几年，在行业会议上一个不变的主题是，配合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工具企业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服务水平，改变跨国企业在高端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
应该说，这几年广大工具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在高端刀具市场上的销售份额不断提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当前经济呈现复苏势头的背景下，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没有改变：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急需的现代高效刀具，供应服务能力仍然严重不足，低端标准刀具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没有完全扭转。进口刀具在制造业高端需求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撼动。所以，产品结构调整，提升服务水平的努力，不能由于经济复苏、市场形势好转而有所松懈，从国内外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看，对加工效率的追求永无止境。所以，工具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服务水平的努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低端产品盲目发展，粗放式经营的时代已经过去。
(2) 企业要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好市场主体作用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当前宏观经济复苏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多地提到了政府的责任。如：政府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和行动，政府对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等等。这是因为，我国社会还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之中，政府简政放权远没有完成，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远没有划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政府的头上。但是，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大政府形成的体制性成本居高不下，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否则中国经济没有出路。为此，广大企业从现在起，就要为这一天的到来，作好准备。
经济学界指出，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要素的竞争，比如哪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企业将在国家竞争中发挥主体作用。全世界没有一个发达的大国，背后只有伟大的政府，但没有伟大的企业。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有没有高水平的伟大企业，将是最重要的标志。
结合我们工具行业多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在企业管理、技术进步、服务意识等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发展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只举出一个现象就可以说明问题。就是多年来困扰广大企业的低价竞争，始终挥之不去。说明我们行业仍处于完全竞争阶段，产业集中度很低，多数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着重于成本竞争，经常爆发价格战。反观跨国工具企业，前十位就占据了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企业毫无例外地突出差异化竞争战略，在优势领域雄踞一方，舍得投巨资于品牌建设和技术研发。对比之下，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然，在谈到今后企业要发挥好市场主体作用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的时候，必须指出，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证明，每一家伟大企业的背后，都有出色的企业家在运筹帷幄。工具行业目前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是，重点骨干企业大多数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在这个体制下如何更好地培养和造就大批有远见、有担当的优秀企业家，将是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在这个方面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行业企业发展的成败。这将是今后国企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