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世界制造历史上“五极”出现的前因后果。
第一极：欧洲制造开风气之先
自18世纪末开始，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率先转型成功。英国经济在1800 年以前已呈蒸蒸日上之势;到 19 世纪下半叶，西欧多国也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殖民优势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的成功开拓，将工业革命点燃的欧洲转型之火烧得更旺，欧洲成为历史上制造业“觉醒”的最早一极，在 19 世纪中叶确立了全球优势。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从田园牧歌的农业时代奔向以纺织、钢铁、造船等为代表的烟囱林立的大工业时代。从伯明翰到曼彻斯特，从格拉斯哥到南威尔士，从苏格兰到伦敦工业区，几乎遍布整个英国国土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借助大航海贸易的东风和疯狂的殖民扩张，大英帝国把商品投放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其在全盛时期统治着约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和人口，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海域。当世界上其他国家大都还在农耕文明边缘徘徊之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部门。19 世纪 20 年代，只有不到 2000 万人口的英国却占据了世界工业总量的 50%，即使后来其市场份额因法国、德国、美国等工业强国的崛起而有所下降，1870 年的英国仍然占据着全球工业总量的约 32%，居世界首位。直到 19 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才被美国超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受损严重，国力遭到大幅削弱，但仍保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 5000 多万人口的英国，有近 900 万人从事制造业，另有 90 万人是煤矿工人。1950 年，制造业对英国 GDP 的直接贡献占比达到三分之一，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占到全球工业品出口额的四分之一，比战后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要多。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英国经济避实就虚，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才日渐式微。
在英国崛起和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从经济角度来看，强大的制造业和商品贸易是驱动其世界霸业的两个轮子。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虽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不断在大洋洲、亚洲等地扩张新的殖民地以弥补其损失，并通过《航海条例》禁止殖民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不允许殖民地发展危及其帝国地位的制造业，牢牢地把商品制造和商品贸易的权利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大规模改善，工业技术加速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在自由贸易思想广泛传播、关税壁垒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措施的影响下，欧洲诸国先后进入工业化阶段。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德国，其凭借独特的科技优势，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步入世界工业生产和贸易国家的前列。
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发生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间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兼工程师。德国启动了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实验室，利用基础研究的突破、煤化学科研新成果，率先开创了现代化学工业，发展了合成化学技术及工业，由合成燃料带动合成纤维、制药、油漆、合成橡胶、造纸和酸碱工业的快速发展，引领世界进入了合成化学和人工合成品时代。到 1895 年，德国所有产业的产量全部超过英国，其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第二极：美国制造夺取霸主宝座
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因为之前英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充裕的资本所提供的优质廉价商品，如潮水一般淹没了美国孱弱而幼稚的制造业。英国严禁北美殖民地兴建炼钢高炉和轧钢厂，也不允许开办不以本地消费为目的的日用商品制造厂。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所谓的工人主要是木匠、铁匠、鞋匠等。
美国独立之初，面对英国的打压，对发展制造业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习惯并喜爱传统的南方庄园生活，希望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另一位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坚持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并于 1791 年 12 月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每个国家都应该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物资的生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必须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发展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和前提。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汉密尔顿的提议并未受到重视。尽管托马斯·杰斐逊“农业立国”的主张起初受到欢迎，但残酷的现实让美国人民最终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富强的基础。
在汉密尔顿所提经济政策的主导下，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即制造业，而不是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即农业。而后，美国的纺织、钢铁、煤炭等产业迅速崛起。以钢铁为例，1886 年，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钢材产量已经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约三分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钢铁厂逐渐成为规模庞大、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工业企业。其实，早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随即迅速进入工业化进程，19 世纪 70 年代末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1870 年，英国的制造业产值仍占据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额。1894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英国，问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美国在夺取了世界第一宝座之后的 110 多年时间里，始终维持着世界制造业霸主的地位。20 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二战”爆发时大约是日本和德国产值之和的两倍，“二战”结束后更是占据了整个世界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美国看似走衰的制造业，其实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第三极：日本制造成就“日本奇迹”
在中国遭遇西方入侵的鸦片战争之后十数年，日本于 1853 年发生“黑船事件”，日本幕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向美国等西方列强开放港口。1868 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推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号召，大张旗鼓地发动明治维新运动，最终促使日本加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跻身近代资本主义强国行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通过学习欧美国家近代工业化的经营理念、制度设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原先制造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奠定了制造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日本制造能够继欧美之后崛起为世界制造的“第三极”，还有赖于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制造文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在 1979 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中感慨道，“日本的国土面积小，工业原料资源有限，人口稠密，多自然灾害，这样一个国家却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度让欧美世界惶惶不安”。其实，并不理想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恰恰造就了日本特殊的制造理念。日本人自己认为，如果没有制造业，日本将再无可依靠者。在制造模式上，日本发明并完善了精益制造生产方式，丰田的崛起就是精益制造的成功典范。丰田采取准时制(Just In Time，JIT)，全员积极参与改善生产流程，该理念超越了美国福特流水线规范化大生产理念。凭借优异的质量控制和性价比竞争优势，丰田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助力下，对欧美汽车厂商造成了巨大冲击。
凭借在全球市场抢占的制造业份额，日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以收购美国洛克菲勒大厦为标志，日本掀起所谓“购买美国”的热潮，对美国朝野产生极大震动，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不由得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物极必反，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增长冲顶之后泡沫破裂，陷入漫长的发展低谷。日本经济总量最高时曾经占全球生产总值的 17.8%，这一占比在 2017 年降至6.057%，2021 年进一步降为 5.14%。
得益于雄厚的制造业实力，日本曾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几十年时间。而日本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下降，自然也与日本制造业的衰落息息相关。不过，由于日本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高端工业体系，现在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工业供应链中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1 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提醒人们，日本在一些重要但通常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如精密零件和材料)仍然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举例来说，其时日本半导体生产商瑞萨占据着全球近 50% 的车用微控制器市场(2021 年这一市场份额降至 19% 左右)，当瑞萨的微控制器工厂因地震而停工时，从日本汽车制造中心名古屋到美国亚拉巴马州的组装工厂，都因“缺芯”而被迫停顿。
第四极：“龙虎”经济体顺势承接，金榜题名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在 19 世纪末成功复制工业革命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是世界工业化俱乐部的成员，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废墟上重建，利用朝鲜战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经济并跃升到世界前列，又成为亚洲第一个在 20 世纪上半叶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世人眼中，日本总在创造奇迹，它的再度崛起似乎只能说是亚洲的一个例外。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工业化水平很低的4个亚洲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100 美元左右。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它们的经济在二三十年的较长时期里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创造了“日本奇迹”之后所谓的“东亚奇迹”(其实其中的新加坡位于东南亚地区)，工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它们得了“亚洲四小龙”的名号，这着实让不少产业分析专家大跌眼镜。
1965—1973 年，“亚洲四小龙”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 7.9% 到 12.7%不等，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5.6%，下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 6.8%，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 7.7%，市场经济工业国家和地区则为4.7%。在其后的1974—1984年，它们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7.2%到9.1%不等，而同期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为 5.3%，下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 4.2%，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 4.5%，市场经济工业国家和地区为 2.4%。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有过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被称作“亚洲四小虎”。
亚洲“龙虎”上榜，其实就是典型的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制造业发达国家向制造业欠发达，但具备良好海运港口条件的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线的产业外移。后者顺势而为，从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不断加深外向型经济程度，通过不断积累资本和技术，逐步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例如，韩国在特定阶段采取了有选择、有重点的产业政策。而技术创新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韩国的技术创新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历程。经过多年发展，韩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而新加坡在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只是一个破落不堪的海港小城，尽管占据了地理位置与海港运输上的优势，但国土面积狭小(仅数百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连淡水供给都有困难。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工业基础薄弱，百业凋敝，失业人口众多，这样一个国家如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时，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根据本国的地域特点和现实情况，把经济发展模式定位为“外向型、开放型”，取消了 300 多种关税，大力引进外资，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外资优厚待遇。新加坡迅即成为全球的“投资天堂”和“世界工厂”。新加坡依靠外资的大力推动，通过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经济的飞跃。尤其是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加坡政府适时提出了“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理念，推进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跨越。秉承这一理念，新加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高新技术经济、知识经济新局面。
顺应世界产业转移大潮，承接发达国家的外迁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积累资本，因地制宜地提升本土制造业层次的成功经验，证明后发者也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土要素禀赋特征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借鉴和应用已有技术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
中国制造：第五极“觉醒”
1817 年，试图与清政府商谈贸易问题的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铩羽而归，返国途中他经过监禁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于是拜访了这位传奇人物，想听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阿美士德认为，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冥顽不化，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他们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拿破仑对此不以为然：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开始时你们可能会成功，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你们英国的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对此，拿破仑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肆无忌惮地爬来爬去。但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都将为之震动。
近代中国主权沦丧、文明衰败，已传承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面临着不是亡国灭种就是湮没无闻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不甘沉沦，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挣脱了列强的枷锁，投身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沉睡的“东方雄狮”开始觉醒，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抓住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制造业生产能力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制造业产值、进出口贸易额、利用外资规模等重要指标跻身世界前列，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制造在大机器生产时代的重新崛起，是古老文明大国的一次经济复兴，其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无比巨大。
(本文摘录自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第三章，文章标题系编者所加)